【校史故事】《一次异常珍贵的发现》（上）
作者： 来源： 发布日期：2014-04-11 阅读次数：
2012年9月的一天，看到学校校园网上有一条新增的重要通知，向广大师生和各届校友征集“校园往事”稿件，希望“北理工人”回眸历史的一瞬，感动彼此，抒发大家的爱校之情。看到这个信息后不觉得心里怦然一动，3年前一段特殊的经历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……
2009年上半年，我在学校档案馆任副馆长。那一年学校为了迎接建校70周年校庆，有关领导提议要建一个全面反映学校发展状况的校史馆，并要求档案馆注意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。当时，校史馆的筹建工作还未正式展开，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筹建机构，但是我们心里明白：档案馆肯定要负责提供各类的历史资料，所以档案馆杨馆长很早就安排让我具体负责此项工作，我也非常高兴地接收了这个任务。
要说完成工作我确实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。我于1986年分配到学校的招生办公室工作，我的工作内容除了正常的招生业务以外，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招生宣传，负责编印学校的招生广告。从1987年到2003年总共17年的招生简章都是由我亲自编辑、设计的。大家知道，招生简章的内容一方面要体现招生规模、专业和招生分数，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全面介绍学校的总体状况和最新亮点，全面反映学校的发展水平，形成对全国考生的吸引力。在招生简章的实际设计过程中，我一方面考虑版面艺术设计，一方面就是搜集学校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加以重点宣传，以体现学校的光辉和光荣。这17年中，学校的光荣历史、模范人物、重大新闻、重大科技等等都被编入了简章，使招生简章成为了学校一年一更新的重要对外展示窗口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。那些年，我校的招生简章因色彩亮丽、印刷精美、图文并茂、可读性强而成为了众多招生简章中的佼佼者。而我也因此较早地熟悉了学校的光荣历史，学会了较全面地对学校整体状况的宣传把握。2003年，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招办，别的不留恋，但一下子离开了长达17年招生简章的编辑设计工作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要知道，我为此曾经付出了巨大心血，倾注了很多感情，也曾带给我无尽的欢乐与成就感。我带着一丝丝的遗憾离开了招办。
人生就是这么可笑。2008年年底，我被任命为学校档案馆副馆长，2009年又承担了收集学校历史资料的重任。转了一圈儿，我又回来了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：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了，大概这就是缘份吧。
我从2009年6月开始收集校史资料并整理馆藏档案。在接受这项任务以后，我脑海里立即反应出一个思考很久的问题。学校最引以自豪的就是我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，她的前身是1940年创建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，延安自然科学院就是北京理工大学最光荣最亮丽的宣传点。但是，我曾查阅过学校很多的校史资料，延安自然科学院作为真实的历史存在，但保留到今天的物证、实物、档案少之又少。除了一些回忆录、老照片就是校友保存的书籍、讲义、笔记等，最能反映一个单位真实存在的公章、文件一样都没有。我也去过延安自然科学院遗址，到了今天那些遗址也是面目皆非，根本看不到昔日的场景。我总在想一个问题：用什么来展示延安自然科学院的诞生和早期建校的意义呢？单靠校友们的回忆录和一些照片显得有点太单薄了，不足以说明延安自然科学院建校的伟大意义。带着这个疑惑，我便开始了一场艰难的查找。
首先，我认真地研读了老一辈校史工作者留下的珍贵校史书籍《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》，基本摸清了学校的发展历程。然后，我又拜访了老一代校史研究专家吉多智、李国光、张敬袖等，同时向他们道出了我心中的疑惑。他们告诉我：《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》是当时的院领导和自然科学院老领导、老校友历尽千辛万苦才编写完成的，陈云同志指示要把这本书当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部分。但是，由于抗战胜利后延安沦陷了，延安时期中央和各个单位的很多历史资料，除非特别重要的中央文件，要么销毁，要么掩埋遗失了。学校曾经查阅了陕西博物馆、延安纪念馆、湖南博物馆、人大档案馆、民大档案馆，能找到的都留下来了。但是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实证性资料基本没有，因为中央需要保存的档案太多了，在战争中撤退，自然科学院的档案不可能保留下来。听了以后我问道：“中央档案馆你们去了吗？”他们回答：“我们去了两次，费了好大力气才进到中央档案馆里，但人家什么都不让看，就两个字：没有。那个门槛太高了，我们没办法。”我听了以后多少有些沮丧，因为我心里特别明白老一辈人的认真和严谨，他们在20多年前很多校友还在世的情况下都没有找到，现在经历这段历史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作古了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苦苦思索着，看来我也没什么希望，该找的老一代都找遍了，中央档案馆是唯一可以有更多收获的地方，但是老同志都空手而归，我有什么办法能求得真经呢？我苦苦思索着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和以前工作中的老领导吃饭，席间他问我：“小王，听说你到新的工作岗位上了，去干什么呀？”我回答：“做档案工作，任副馆长。”他回答：“嗷，干档案挺好，是个细致活儿。我有个同学是中央档案馆的副馆长，有事可以找他。”我一听，心里一震：真是踏破铁鞋无觅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这可是个天大的机会。于是在席间我马上向老领导求援，说明我的想法，希望能通过这层关系和中央档案馆的领导接触上。老领导倒也痛快，开玩笑地说：“嘿，还真找上事了，这酒没白喝。没问题，我明天上班就打电话，有消息就告诉你。”我连连称谢，为此还多喝了几杯。
老领导还真不食言，第二天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给了我中央档案馆利用部的联系方式和联系人，说已经说好了，直接联系就行。我听后万分高兴，恨不得在电话里给老领导磕个头。事不宜迟，我放下老领导的电话就拨通了中央档案馆利用部的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一位姓王的部长，他仔细问了我的情况和查找目的，告诉我：中央档案馆是不对外查找资料的，但这种情况可以帮忙，必须要出具正部级介绍信和查询目的文件，还要写清楚查找文件、事件清单，准备好以后送到中央档案馆利用部等待结果。我在电话里千恩万谢，并保证按照上述要求准备相关手续。
事情发展到这个关头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。我不敢耽搁，马上起草报告，办理相关手续，整理查找线索，然后到工信部办公厅办理正部级的介绍信和文件。准备好以后，我琢磨着还缺点儿什么，心想中央档案馆接待的都是正部级以上的大单位、大领导，查的都是中央大事，怎么能让他们重视我这个工作呢？思来想去，觉得不能单送去干巴巴的公函，还应该写一封信，于是我又加了这样一封信，全文如下：
2009年上半年，我在学校档案馆任副馆长。那一年学校为了迎接建校70周年校庆，有关领导提议要建一个全面反映学校发展状况的校史馆，并要求档案馆注意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。当时，校史馆的筹建工作还未正式展开，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筹建机构，但是我们心里明白：档案馆肯定要负责提供各类的历史资料，所以档案馆杨馆长很早就安排让我具体负责此项工作，我也非常高兴地接收了这个任务。
要说完成工作我确实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。我于1986年分配到学校的招生办公室工作，我的工作内容除了正常的招生业务以外，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招生宣传，负责编印学校的招生广告。从1987年到2003年总共17年的招生简章都是由我亲自编辑、设计的。大家知道，招生简章的内容一方面要体现招生规模、专业和招生分数，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全面介绍学校的总体状况和最新亮点，全面反映学校的发展水平，形成对全国考生的吸引力。在招生简章的实际设计过程中，我一方面考虑版面艺术设计，一方面就是搜集学校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加以重点宣传，以体现学校的光辉和光荣。这17年中，学校的光荣历史、模范人物、重大新闻、重大科技等等都被编入了简章，使招生简章成为了学校一年一更新的重要对外展示窗口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。那些年，我校的招生简章因色彩亮丽、印刷精美、图文并茂、可读性强而成为了众多招生简章中的佼佼者。而我也因此较早地熟悉了学校的光荣历史，学会了较全面地对学校整体状况的宣传把握。2003年，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招办，别的不留恋，但一下子离开了长达17年招生简章的编辑设计工作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要知道，我为此曾经付出了巨大心血，倾注了很多感情，也曾带给我无尽的欢乐与成就感。我带着一丝丝的遗憾离开了招办。
人生就是这么可笑。2008年年底，我被任命为学校档案馆副馆长，2009年又承担了收集学校历史资料的重任。转了一圈儿，我又回来了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：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了，大概这就是缘份吧。
我从2009年6月开始收集校史资料并整理馆藏档案。在接受这项任务以后，我脑海里立即反应出一个思考很久的问题。学校最引以自豪的就是我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，她的前身是1940年创建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，延安自然科学院就是北京理工大学最光荣最亮丽的宣传点。但是，我曾查阅过学校很多的校史资料，延安自然科学院作为真实的历史存在，但保留到今天的物证、实物、档案少之又少。除了一些回忆录、老照片就是校友保存的书籍、讲义、笔记等，最能反映一个单位真实存在的公章、文件一样都没有。我也去过延安自然科学院遗址，到了今天那些遗址也是面目皆非，根本看不到昔日的场景。我总在想一个问题：用什么来展示延安自然科学院的诞生和早期建校的意义呢？单靠校友们的回忆录和一些照片显得有点太单薄了，不足以说明延安自然科学院建校的伟大意义。带着这个疑惑，我便开始了一场艰难的查找。
首先，我认真地研读了老一辈校史工作者留下的珍贵校史书籍《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》，基本摸清了学校的发展历程。然后，我又拜访了老一代校史研究专家吉多智、李国光、张敬袖等，同时向他们道出了我心中的疑惑。他们告诉我：《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》是当时的院领导和自然科学院老领导、老校友历尽千辛万苦才编写完成的，陈云同志指示要把这本书当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部分。但是，由于抗战胜利后延安沦陷了，延安时期中央和各个单位的很多历史资料，除非特别重要的中央文件，要么销毁，要么掩埋遗失了。学校曾经查阅了陕西博物馆、延安纪念馆、湖南博物馆、人大档案馆、民大档案馆，能找到的都留下来了。但是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实证性资料基本没有，因为中央需要保存的档案太多了，在战争中撤退，自然科学院的档案不可能保留下来。听了以后我问道：“中央档案馆你们去了吗？”他们回答：“我们去了两次，费了好大力气才进到中央档案馆里，但人家什么都不让看，就两个字：没有。那个门槛太高了，我们没办法。”我听了以后多少有些沮丧，因为我心里特别明白老一辈人的认真和严谨，他们在20多年前很多校友还在世的情况下都没有找到，现在经历这段历史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作古了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苦苦思索着，看来我也没什么希望，该找的老一代都找遍了，中央档案馆是唯一可以有更多收获的地方，但是老同志都空手而归，我有什么办法能求得真经呢？我苦苦思索着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和以前工作中的老领导吃饭，席间他问我：“小王，听说你到新的工作岗位上了，去干什么呀？”我回答：“做档案工作，任副馆长。”他回答：“嗷，干档案挺好，是个细致活儿。我有个同学是中央档案馆的副馆长，有事可以找他。”我一听，心里一震：真是踏破铁鞋无觅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这可是个天大的机会。于是在席间我马上向老领导求援，说明我的想法，希望能通过这层关系和中央档案馆的领导接触上。老领导倒也痛快，开玩笑地说：“嘿，还真找上事了，这酒没白喝。没问题，我明天上班就打电话，有消息就告诉你。”我连连称谢，为此还多喝了几杯。
老领导还真不食言，第二天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给了我中央档案馆利用部的联系方式和联系人，说已经说好了，直接联系就行。我听后万分高兴，恨不得在电话里给老领导磕个头。事不宜迟，我放下老领导的电话就拨通了中央档案馆利用部的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一位姓王的部长，他仔细问了我的情况和查找目的，告诉我：中央档案馆是不对外查找资料的，但这种情况可以帮忙，必须要出具正部级介绍信和查询目的文件，还要写清楚查找文件、事件清单，准备好以后送到中央档案馆利用部等待结果。我在电话里千恩万谢，并保证按照上述要求准备相关手续。
事情发展到这个关头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。我不敢耽搁，马上起草报告，办理相关手续，整理查找线索，然后到工信部办公厅办理正部级的介绍信和文件。准备好以后，我琢磨着还缺点儿什么，心想中央档案馆接待的都是正部级以上的大单位、大领导，查的都是中央大事，怎么能让他们重视我这个工作呢？思来想去，觉得不能单送去干巴巴的公函，还应该写一封信，于是我又加了这样一封信，全文如下：
中央档案馆相关部门领导及档案工作同仁：
你们好！
我们是北京理工大学档案馆，北京理工大学正在为建校70周年而筹建北京理工大学校史馆，我馆负责实物收集和史料征集工作。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延安的延安自然科学院，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理工大学，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，1992年学校成为党委书记、校长职务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4所高校之一，是国家首批“211工程”重点建设的15所高校之一。
我们在筹建校史馆的过程中，发现我校早期关于延安自然科学院及历史变化的实物资料、历史文件和相关史料近乎于空白。虽然学校老一辈校史工作者历尽艰辛通过前辈回忆、现存资料查询、历史报刊查询等方式，已经研究出了学校的发展脉络，但是，因时间较远和存档意识不足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研究成果和文献，在我们的馆藏资料中却没有证明这些经历的历史文件和实物资料，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理工大学来说，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。为此，我校派人曾经走访过人大档案馆、延安档案馆、湖南档案馆，除了能见到一些历史报刊也都是一无所获。最后，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们的帮助之下，希望能在革命早期的档案中有所收获。我们知道，革命早期的档案繁杂而又缺乏系统性，必定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，但我们考虑此项工作时间越久，老人越少，困难越多，只有让你们费心了。为此，我们已经和贵馆利用部王部长取得了联系，根据他的要求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些查找线索，但因我们对贵馆档案资料不熟悉，不知提供的线索是否合适，同时也希望在贵馆专家的帮助下，来弥补我们的遗憾。
真诚地感谢你们！
你们好！
我们是北京理工大学档案馆，北京理工大学正在为建校70周年而筹建北京理工大学校史馆，我馆负责实物收集和史料征集工作。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延安的延安自然科学院，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理工大学，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，1992年学校成为党委书记、校长职务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4所高校之一，是国家首批“211工程”重点建设的15所高校之一。
我们在筹建校史馆的过程中，发现我校早期关于延安自然科学院及历史变化的实物资料、历史文件和相关史料近乎于空白。虽然学校老一辈校史工作者历尽艰辛通过前辈回忆、现存资料查询、历史报刊查询等方式，已经研究出了学校的发展脉络，但是，因时间较远和存档意识不足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研究成果和文献，在我们的馆藏资料中却没有证明这些经历的历史文件和实物资料，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理工大学来说，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。为此，我校派人曾经走访过人大档案馆、延安档案馆、湖南档案馆，除了能见到一些历史报刊也都是一无所获。最后，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们的帮助之下，希望能在革命早期的档案中有所收获。我们知道，革命早期的档案繁杂而又缺乏系统性，必定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，但我们考虑此项工作时间越久，老人越少，困难越多，只有让你们费心了。为此，我们已经和贵馆利用部王部长取得了联系，根据他的要求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些查找线索，但因我们对贵馆档案资料不熟悉，不知提供的线索是否合适，同时也希望在贵馆专家的帮助下，来弥补我们的遗憾。
真诚地感谢你们！
北京理工大学档案馆：王民
2009年7月21日
我准备好文件和信，约好以后来到海淀区双坡路中央档案馆办公地。这里戒备森严，我经过了武警3道岗，验了3次证件才进入了中央档案馆利用部，利用部接待处的刘处长接待了我。她是个30多岁的女同志，也许是因为都是同行，也许是那封信触动了她，她对我非常热情，仔细向我介绍了在中央档案馆查找资料的流程和他们的工作内容。她说：接待处接到查找文件后先办理批件，然后审核手续，审核无误后根据查找线索查找相关档案目录，如果目录中有相关档案再向审核部门报批，看是否可以调阅，在此之前，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只能查找目录，根本看不到卷宗内容。待审核部门批准后方能调阅卷宗，还只能是复制件或微缩胶片，根本看不到原件。所以，在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找到一个报批一个，批准一个调阅一个。我听后愕然，虽然我也是搞档案的，熟悉保密工作，但真没想到这里如此严格，如此繁琐。现在我才明白以前的老同志为什么都无功而返呢了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问刘处长：“我要查找的资料时间跨度很大，有延安时期的，还有晋察冀时期的。查找的项目也很多，有时不知道哪一块的资料对我有用，我能看看目录吗？”刘处长回答：“绝对不行，只有我们内部人才能看目录。你要找的这些档案是最难找的，而且一般是别人没查过的，很多还没有系统整理。我们需要在多科目中帮你找，有的是关于人事任命的，有的是机构设置的，有的是会议的，太复杂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你的查找线索尽可能的扩大查找范围，争取找到你要的东西。一有消息就通知你。”我一听，感到又茫然又紧张，我的天，在这么多档案中要找到自然科学院相关的信息，而且还看不到内容，真是太难了。关键是我还使不上劲，没办法只能回去干等着。临走之前，我对刘处长说：“看来只有辛苦你们了，都是干档案的，我特别理解你们。你们多年埋在历史文件中翻来翻去，外人看来挺神秘，而对于你们是最枯燥的。但是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你可能无意间拨动几张旧纸片，就会让我们得到无价之宝。不说别的，先谢谢了。”刘处长听完一笑，说：“您说的还真对，谢谢您理解。放心吧，回去等消息。”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中央档案馆，开始了焦急的等待，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。
时间过了半个月，那是暑假中的一天，我接到中央档案馆的电话，说是有结果了，我开着车就直奔过去。接待我的是一位姓穆的女同志，穆同志是专门负责为我查找资料的工作人员。我心里像揣着一个鼓，咚咚直跳，真不清楚奋斗多日等来的是个什么结果。穆同志拿来了几张纸，坐在我对面说：“目前只找到这几张，看看您是否有用。”我仔细看着纸上的内容，不由得惊喜起来，一张是1941年自然科学院致苏联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同志的致敬信；一张是1941年延安自然科学院少年团给苏联小朋友的信；还有两个小条，分别是李富春致周恩来的电文和陈云、李富春致伍云甫的电文。这些纸上的文字有些模糊不清，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自然科学院最原始文字材料，虽然我还来不及阅读文字的具体内容，但足以使我激动不已。因为我最初的想法终于实现了，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了自然科学院的相关原始资料，这里并不是“没有”，而是尚未挖掘到。穆同志问我：“您看，这些有用吗？”我回答道：“有用！有用！真是太好了。我们学校根本没有类似的校史资料，这些档案带回去一定会引起轰动。”穆同志接着说：“我们处长交代说让我们认真查找，说您很随和，很热情，做事很敬业，让我们尽量多帮助您。”我连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我可没什么，可能是你们整天见大领导大单位多了，见到我们这些小人物反而觉得亲切了。”穆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。接着她对我说：“如果这些都有用我们就接着找，这些东西先放这，将来找齐了一块儿办手续。”我说：“好，就让你们多费心了。”那一天，我一身快乐地离开了中央档案馆，那一天非常值得怀念，因为那是一个开启新的历史的一天。
我准备好文件和信，约好以后来到海淀区双坡路中央档案馆办公地。这里戒备森严，我经过了武警3道岗，验了3次证件才进入了中央档案馆利用部，利用部接待处的刘处长接待了我。她是个30多岁的女同志，也许是因为都是同行，也许是那封信触动了她，她对我非常热情，仔细向我介绍了在中央档案馆查找资料的流程和他们的工作内容。她说：接待处接到查找文件后先办理批件，然后审核手续，审核无误后根据查找线索查找相关档案目录，如果目录中有相关档案再向审核部门报批，看是否可以调阅，在此之前，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只能查找目录，根本看不到卷宗内容。待审核部门批准后方能调阅卷宗，还只能是复制件或微缩胶片，根本看不到原件。所以，在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找到一个报批一个，批准一个调阅一个。我听后愕然，虽然我也是搞档案的，熟悉保密工作，但真没想到这里如此严格，如此繁琐。现在我才明白以前的老同志为什么都无功而返呢了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问刘处长：“我要查找的资料时间跨度很大，有延安时期的，还有晋察冀时期的。查找的项目也很多，有时不知道哪一块的资料对我有用，我能看看目录吗？”刘处长回答：“绝对不行，只有我们内部人才能看目录。你要找的这些档案是最难找的，而且一般是别人没查过的，很多还没有系统整理。我们需要在多科目中帮你找，有的是关于人事任命的，有的是机构设置的，有的是会议的，太复杂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你的查找线索尽可能的扩大查找范围，争取找到你要的东西。一有消息就通知你。”我一听，感到又茫然又紧张，我的天，在这么多档案中要找到自然科学院相关的信息，而且还看不到内容，真是太难了。关键是我还使不上劲，没办法只能回去干等着。临走之前，我对刘处长说：“看来只有辛苦你们了，都是干档案的，我特别理解你们。你们多年埋在历史文件中翻来翻去，外人看来挺神秘，而对于你们是最枯燥的。但是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你可能无意间拨动几张旧纸片，就会让我们得到无价之宝。不说别的，先谢谢了。”刘处长听完一笑，说：“您说的还真对，谢谢您理解。放心吧，回去等消息。”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中央档案馆，开始了焦急的等待，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。
时间过了半个月，那是暑假中的一天，我接到中央档案馆的电话，说是有结果了，我开着车就直奔过去。接待我的是一位姓穆的女同志，穆同志是专门负责为我查找资料的工作人员。我心里像揣着一个鼓，咚咚直跳，真不清楚奋斗多日等来的是个什么结果。穆同志拿来了几张纸，坐在我对面说：“目前只找到这几张，看看您是否有用。”我仔细看着纸上的内容，不由得惊喜起来，一张是1941年自然科学院致苏联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同志的致敬信；一张是1941年延安自然科学院少年团给苏联小朋友的信；还有两个小条，分别是李富春致周恩来的电文和陈云、李富春致伍云甫的电文。这些纸上的文字有些模糊不清，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自然科学院最原始文字材料，虽然我还来不及阅读文字的具体内容，但足以使我激动不已。因为我最初的想法终于实现了，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了自然科学院的相关原始资料，这里并不是“没有”，而是尚未挖掘到。穆同志问我：“您看，这些有用吗？”我回答道：“有用！有用！真是太好了。我们学校根本没有类似的校史资料，这些档案带回去一定会引起轰动。”穆同志接着说：“我们处长交代说让我们认真查找，说您很随和，很热情，做事很敬业，让我们尽量多帮助您。”我连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我可没什么，可能是你们整天见大领导大单位多了，见到我们这些小人物反而觉得亲切了。”穆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。接着她对我说：“如果这些都有用我们就接着找，这些东西先放这，将来找齐了一块儿办手续。”我说：“好，就让你们多费心了。”那一天，我一身快乐地离开了中央档案馆，那一天非常值得怀念，因为那是一个开启新的历史的一天。